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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现代家庭》初创那几年

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admin  更新时间:2019-09-30  浏览次数:

  “建设幸福和睦家庭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,现代家庭杂志的出版必将为实现这一任务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。”1984年9月,曾任《新华日报》编辑、《群众》杂志主编、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的许涤新为即将问世的《现代家庭》杂志题词。4个月后,《现代家庭》创刊号正式出版。1999年,这本三次获得“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”的文化综合类刊物,因大力弘扬健康、文明、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,探讨现代家庭的特点和问题,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,树立“家家和睦、人人相爱”的社会风尚,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。

  作为创刊者之一,担任社长及总编辑20多年的孙小琪,在回忆《现代家庭》的“出生地”嵩山路时曾表示:“那小楼里曾经装载的岁月,是激情澎湃的。上世纪80年代,一个令人总是怀想的时代,那时的人较真,我们的团队热情洋溢,认为遇上了可以奉献全部智慧力量的伟大事业。”如今,《现代家庭》已走过近35个春秋,激情燃烧的岁月却总令人难忘和感慨。孙小琪将这段回忆整理成文,发表在我馆即将出版的新一期《新闻出版博物馆》上,我们将分两期刊登,与读者们一同回顾《现代家庭初创那几年》。

  祖籍江苏常熟,1951年生于上海。19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留校任中文系学生指导员、写作教研室教师。1983年调入上海市妇联《为了孩子》杂志社,参与创办《现代家庭》杂志,先后任社长、总编辑。第十二届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兼职副主席、编审。出版散文随笔集《心向远方》《不曾出了轨道》等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创刊于1985年1月11日。回想起来,当时的作为,并不是设想周全才开始的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是在《为了孩子》杂志社的基础上开始的,很多年里,了解情况的人和我们自己,常自嘲,我们是先有“孩子”后有“家庭”,所谓“未婚先孕”。

  《为了孩子》1982年1月1日创刊,16K,32页,每册定价两角,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《为了孩子》杂志社出版,全国发行。荒砂任社长、总编辑,孙毅任副总编辑。

  当时,党中央给全国妇联的任务,除了发挥中国妇女在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等,还有一项是抚育、培养、教育儿童少年,组织、协调、推动儿童少年工作的有关部门,共同来做好这项伟大的工作。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对上海妇联主任(几年后这一岗位名称改为“主席”)关建说,现在各省市都在办妇女杂志,上海就办个孩子的吧。这样,1981年上海市妇联宣传部调来几位有相关经历的同志,在长乐路1039号,市妇联机关大楼边上一幢小楼的楼顶平台,搭出类似违章建筑的一间平房,开始筹备工作。

  当时,筹备《为了孩子》杂志属于上海市妇联宣传部工作的一部分,类似适龄儿童放学后的小课桌,人事关系属于事业编制。《为了孩子》创刊时明确,“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,怎样在家庭教育中配合学校、社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”是办刊的指导思想。创刊号上,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钟民致辞的题目是《培养一代新人》,通篇洋溢着“为祖国的明天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好后代”的革命热情。杂志的内容策划,完全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,延续了之前几十年里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。《为了孩子》的刊名是登报征集的,“为了孩子”四个字由书法家周慧珺女士题写。将《为了孩子》归为亲子教育类杂志,细分读者群也相应细分杂志的内容划分,把婴幼儿的养和教,按照科学规律提供相应知识,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。

  那时,因为十年“文革”造成的干部状况,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建设需要,组织部门从高校、科研单位等调动一些教师、科研人员,去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任职,有的则破格直接安排到领导岗位。

  大约1983年的上半年,上海市妇联新领导班子的主任谭茀芸和两位副主任梁光璧、沈秀芳,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和谢希德校长说,市妇联有一本杂志《为了孩子》,需要一名年轻的领导干部,要女的,懂业务,也有过管理经验,最好已经结婚生过孩子了,请谢校长一定支持。因为市妇联方面特别郑重其事,听说后来谢校长亲自到人事部门,希望能落实此事。

  我是67届初中生,1969年去安徽插队务农7年,期间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、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。1975年进复旦中文系读书,求学期间两次被评为学校“三好学生”。1978年毕业留校任学生指导员、写作教研室教师,曾获学校颁发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,并列为学校党委候选人。当时,我女儿一岁多,也许是因为这个履历和我的现状,市妇联就希望把我调去。

  复旦中文系总支书记徐俊西第一次和我谈这件事,大约是1983年初夏。当时徐老师对我说,我们并不想你走,但是挡不住。他说除了这次,之前还有几次类似的情况,想要调我出去任职,所以,“你自己决定吧。”系主任章培恒先生则呵呵笑着说:“他们说要培养你当上海市的妇联主任或是副主任呢。”章先生似乎并不反对我去。后来,一位已调至市教委当领导的老师,亲自约我谈,让我不要误会,当时很多工农兵学员要从教学岗位调整,她说:“你不是。你是作为第三梯队培养的。”

  我想搞业务,这个愿望太强烈。不光是我,当时很多从教学科研岗位被调动的,都是如此,有的甚至还提出让组织部门保证,以后一旦条件许可,自己还是要回到业务岗位的。当时的情景,和后来乃至当下的都想谋一官半职,真是天壤之别了。让我离开复旦,是件痛苦的事。真正使我动摇的,是谢希德校长。虽然我从未和她有过个人交往,但我十分崇敬她,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,是在登辉堂前面的草坪上,“文革”结束学校开揭发批判“”的大会,我们在那里听拉线广播。突然,一个好听的、沉静的标准普通话出现,一句句说着那些不堪的事件、不堪的岁月。没有呼天抢地义愤填膺。后来,远远地见过她一瘸一拐走在校园里,总忍不住驻足停望。我的情况,让腿脚不便的她一次次操心,我心里觉得实在担不起。那时不坐班,有一次电话是打到我家里的传呼电话站的。另一方面,我觉得编杂志终究还是搞业务的范畴,所以,最终我还是接受了调动。记得当时差不多同时离开复旦的,还有去了青年报社的新闻系的丁法章老师,我们曾在暑期批改高考卷子时,一起在华东师大的一个大教室里见过。丁老师后来在《青年报》和《新民晚报》,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。

  ▲孙小琪(右)与谢希德校长在上海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成立大会后合影(1984年)

  1983年9月秋风送爽的日子,第一次去长乐路。梁光璧副主任在主任办公室接待我,说山东口音的普通话,穿着旧的解放军跑鞋。她好像是从一个会场出来,简单和我说了欢迎,便带我去边上那幢楼上的杂志社办公室,见了社长荒砂,副总编孙毅。两位前辈都是老革命,都曾被错划为“”。荒砂当时还是市妇联的秘书长,这一姓名富有诗意,使我莫名的徒生敬意。那天临走,老荒送我到长乐路上,对我说:盼你来。这一幕多少年来一直在我记忆里。巧合的是,孙毅和妻子彭新琪的独生女也叫孙小琪,和我的名字一字不差,当时老孙就说,女儿来了女儿来了。30多年过去,如今97岁的老孙,还常笑说,我有两个女儿。

  我去杂志社后被任命为副社长,担任杂志社党支部书记。当时,杂志社有14个事业编制,编辑部在晒台上搭出的一个大办公室里,冬冷夏热,我去的时候,看见房间中央有一个炉子,上面搭着毛巾还是抹布,十分简陋。

  我去长乐路上班,一开始是不适应的。之前在复旦不坐班,每周去两次,现在每天要骑着自行车,一大早从市区东北角西南面,差不多斜穿整个市区到长乐路,晚上常常不能按时下班。市妇联机关让我参加每周一次的部长会,还有不定期的来访接待。有一段时间还抽调去组织部门,做“清查三种人”和考察“第三梯队”的工作。孩子太小,总是顾不过来。一两个月的时间,我便消瘦下来。但是,我那时的心思总在杂志社,只想着要做点什么。

 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成为新时代伟大转折的坐标。会议确定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,而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,不再只谈生产不谈生活。

  20世纪80年代,广东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。1983年1月,广东省妇联率先将创办了一年的《广东妇女》,更改为以家庭生活内容为主的《家庭》月刊,引发全国读者关注,发行量逐月递增。这一现象的出现,激起我们杂志社的巨大反应,都觉得我们地处上海,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,而《为了孩子》在办刊内容方面太局限,就是从妇联组织的职责范围出发,我们也应该办个家庭类的杂志。但《为了孩子》是全国妇联交办的,不可能不办,那么,能不能申请再办一个刊,与家庭相关的。

  ▲孙小琪与广东省《家庭》月刊总编辑李骏(左)在嵩山路会议室(1986年)

  想要办一个关于家庭的杂志,这个想法大家是一致的,但在确定刊名时,曾有过几个意见,“现代家庭”“上海家庭”“家”,哪一个更好?老荒还去征求了几位市委机关老同志的意见。最后大家觉得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,还是《现代家庭》吧。

  办刊要刊号,如出生证。那时,所有工青妇机关主办的刊物,都是一个,想要再申请一个,非常不容易。这件事报到市妇联党组会上,同意后再上报上海市委,待到市委办公厅同意并批转宣传部,已是1984年8月下旬。按照那时的期刊出版流程,时间非常紧张了。我拿着批文和新拟定的人员编制申请,递交到市编制办。我们想在原来14个编制的基础上,再增加18个,并按照一般杂志社的建制,设定了岗位。编制办一位说一口北京线个,你拿来当饭吃啊?后来好像也没费多少周折,就批给我们了。

  由于长乐路市妇联机关的房子不够用,我刚去,领导就向我提出,希望杂志社尽快搬出去。

  当时,梁光璧副主任有一个亲戚,提供了一个房屋线索,在靠近淮海路的嵩山路上,101弄7号,是一幢单独的300多平方米的三层小楼。那幢楼的主人临近1949年去了美国,留下替他看房子的,后来又住进多户居民,到“文革”开始时,整幢楼都住满了。“文革”中这里成了济南路派出所。“文革”结束后派出所搬出,在美国的主人就想把房子出售。那时,私人房子的买卖还是稀罕事,我和管后勤的秦茜屏一起,跑了好几趟。房主人的亲戚也是代理人陈先生,住在顺昌路,每次见他,陈先生总是严谨认真,大致意思是,我们说好的事,不会变的。我记得他总是梳的一丝不苟的发型。后来,市领导批了房子给原住户,解决了最大的困难,最后,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的房屋政策,杂志社只需付4万元左右,买下了这栋楼。济南路派出所补偿了10年的房租1万多元。这幢楼是钢窗、打蜡地板,但因为年代久远,墙体发酥,我们搬进去前不得不大修了一番,花去1万多元。一切就绪,已是1984年的夏末。

  我永远记得的是,在整个买房子的过程中,我们甚至没有请对方喝过一杯水!这个过程前后有一年,到快要成交时,政策和时局都有变化,房主的亲戚们已经后悔了,但他们仍然自始至终地保持诚信,没有变卦,使得杂志社在30多年里,因为拥有自己的房产而省下很多费用。当时老秦已60多岁,背个布袋,一丝不苟。那时的一幕幕,正如现在所说,遥想80年代,总是令人感慨!

  杂志社从长乐路1039号搬出的那天,一辆敞篷卡车就装下了全部。当时我们见缝插针地站或坐在卡车上堆满的桌椅中,沿淮海路向东到嵩山路去。路上风儿和煦,不知谁带头,竟然一起大唱“向前!向前!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.”当时的兴奋,另一个原因是申请创办《现代家庭》已得到批复同意,大家踌躇满志,觉得宏伟的事业已在前方向我们招手。

  搬到几乎空空如也的嵩山路,大家自己动手,连续四五天到淮海路上买家具,一件件拖回来,在办公室安顿下来。清扫时,一只老鼠竟然大白天窜了出来,孙毅一脚踩住了它!老孙那时已60多岁,身手敏捷如此,被大家赞叹。

  当时是杂志社领导班子统管着杂志社所有事务,社长、总编辑荒砂,副总编辑孙毅,我是副社长、党支部书记。按期出版《为了孩子》杂志的同时,筹备《现代家庭》的出版。我们讨论,从《为了孩子》编辑部抽调了吴庆棠、林华、潘顺祺三位来做新杂志,同时,招聘新人和其他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

  ▲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对市妇联创办《现代家庭》的批复复印件(1984年8月)

  《现代家庭》的具体策划,作为以家庭生活内容为主的生活类杂志,开始时模仿相近杂志的占比较高,采访优秀模范人物的家庭,提供家庭生活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等。我曾邀请一些同道相谈,现任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,当时还是毕业一年多的年轻编辑,曾到我们在长乐路时的办公室座谈策划过,几十年过去还记得。《现代家庭》创刊号上,于光远先生题词中“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对于建设现代家庭都可以发挥出它们的重要作用”,其中“自然科学”的提示,给我留下印象。赵祖康先生的题词:“民主和睦 敬老培新 团结邻里 美化家庭 崇学尚实 用宏取精 服务四化 致力振兴”。还有本刊记者对巴金的生日专访、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《买卖婚姻》一文的全文刊登……这些前辈的期望,今天读之,仍能感觉一种强烈而清晰的立场和观念的指向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创刊于1985年1月11日,三个印张48页,定价0.32元。我们自己把原来的出版单位《为了孩子》杂志社,改成了《现代家庭·为了孩子》杂志社。《现代家庭》和文汇报印刷厂签订了印刷合同,用再生纸,还是铅字排版,印刷质量也是很遗憾的。然而,在《现代家庭》尚未出生时,我们通过邮局向全国征订,没有任何宣传包装,竟然在开印前已有了二十多万的订阅数!当时的感觉,“文革”结束以后的若干年里,“伤痕”题材使文学杂志风靡,几年下来,郁积的悲愤苦痛得以宣泄,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对自己生活的关注,是向前看的姿态,建设的姿态,对一般读者来说,个体的生存状态显然比看别人的故事更重要。《现代家庭》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?另一方面,十年“”,出版物凋零,当时的期刊市场还是匮乏的,有很大空间。

  那个时代,大家都想做事。《现代家庭》编辑部从《为了孩子》编辑部抽调的三位,吴庆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;林华是恢复高考第二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;潘顺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,自幼喜爱画画,当时已小有成就。这个阵容,于原来杂志社而言,就是强大的了。

  1984年夏天,编辑部急于招聘新人,几番周折都无进展。考虑到新刊尚不为人知晓,要招到优秀人才不容易,一个偶然的机会,听说《解放日报》在招聘夜班编辑,应聘者中有未被录取的,我即托人带去那里,在对方提供的资料中挑选几位。那时,自主应聘离职还是新鲜事物,许多单位都持否定态度,就是不放人,所以还是不顺。其中一位刘辛培,自学考试成绩突出,“文革”中曾被借调去当时的市委写作班一段时间,“文革”结束后回到内河航运局的拖轮队上做工人。我去十六铺码头的董家渡旁边的竹行码头街,找那个拖轮队的人事部门,希望他们能同意把刘辛培调到杂志社工作。跑了好几趟,总也不同意,也不说理由,当时真是非常生气。后来知道,拖轮队上工作艰苦,常常要住在船上,招人很不容易,也就轻易不肯放人。最后还是他自己托人找到内河航运局党委书记,才最终办成了。

  那时还调进了摄影杨元昌,是大隆机器厂的,当时也是痴迷摄影小有成就的,我去江宁路桥附近大隆机器厂和工厂人事部门谈,很顺利。

  初创时这5位,后来各自有成就。之后《现代家庭》招聘的年轻人,编采业务方面亦多出类拔萃者,有人戏称我们杂志社是黄埔军校,走出一期又一期。自然这是玩笑,但杂志社想要最优秀的专业人才,的确是一以贯之的。

  为了庆贺创刊,《现代家庭》编辑部在美琪大戏院(当时称北京影剧院)举办了三场现代舞晚会。策划和组织者主要是潘顺祺,从筹钱到找演员、排练、找演出场子等。后来编辑部同仁都参与了一些具体工作。晚会以舞蹈为主,伦巴、探戈、华尔兹、桑巴、吉特巴、恰恰、迪斯科、美国现代双人舞等,还有几位流行歌手的独唱,唱《敲敲门》《我一见你就笑》等,以中外爱情歌曲为主。这些节目,在当时多少有点另类。经费由一些企业单位资助,回报方式就是在一纸门票的背面打印出单位名称,在当期杂志上登出“在此谨表谢意”。

  那时做事,没有多少框框,很多演出服就堆在编辑部地板上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当时节目没有预先审查,甚至没有像样的彩排,那样一张极其简陋的“请柬”和一张普通戏票,我们就寄给了多位市妇联和市级机关的领导,到时他们就来了,自己对号入座。现代舞很“现代”,基本是外来的,有的穿着紧身衣,扭来扭去,引起震动,vivox9怎么连接电脑上的豌豆荚,甚至有人称之为“群魔乱舞”。演出结束被拿来在会上讨论,受了批评。但也很快就过去了。现代舞引起的反响却经久不息,很多年后亦常被提起。一位当年来观看过演出,后来去了中央的领导,在上海一个活动中遇见,有人介绍我是《现代家庭》杂志社的,他立即说“哦,你们有一个现代舞”,然后大笑起来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创刊时,按照市委批复的意见,先是“试刊”,出版5期后反响颇好,第6期就把“试刊”两字拿掉了。发行量从20多万起步,逐渐上升。1985年7月,荒砂和孙毅因为年龄原因,也是响应中央希望老同志让位的号召,离开了工作岗位。我以副社长、副总编身份主持杂志社所有编辑、出版、发行工作,顿感压力倍增。当时,《现代家庭》一些栏目已成型,诸如“万家灯火”“家春秋”“海外传真”“社会问题观察”等。栏目只是对文章归类,重要的是要能物色到好作者,要有好稿子,这个努力方向是非常明确的。

  由于物价上涨、纸价上涨、人员工资上调后直接成本的上涨,企业化管理、自负盈亏的杂志社有经济压力。《现代家庭》自1985年第7期起,即将原来每册定价0.32元调至每册0.45元。出刊半年便涨价,对杂志的发行有影响。至下一年,原先市财政每年几万元的补贴也就停止了。

  期刊是定期的连续的出版物,能不能稳定持续地呈现内容品质,是期刊的生命。要保证源源不断的有品质的内容,编辑是关键。编辑的岗位责任、知识结构、社会活动能力等,至关重要。为了更好地调动编辑的积极性,自1986年起,《现代家庭》实行责任编辑制,三位编辑轮流,每人编一期,直至1988年编辑部主任吴庆棠去其他单位任职前,两年多都是这样安排。这段时间,是《现代家庭》的蓬勃生长期。编辑的行话:内容为王。即便今天来看《现代家庭》那些印在发黄发脆的纸上的文字,依然能感觉其真实、真诚和质朴、丰富的魅力,回忆起当年阅读这些稿件的欣喜。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系统:2016-2018年

  当时担任责任编辑的林华,活动能力强,审美趣味倾向文学性更多些,按她自己的说法,约稿几乎找遍了上海所有知名作家。《现代家庭》刊登过多位作家作品,如王安忆的《关于家务》《关于家庭》,梁晓声的《初恋杂感》,赵丽宏的《给儿子》,赵长天的《在这块屋顶下》,陈村的《第三者》,叶辛的《家庭琐记》,陈丹燕的《上帝的剥夺》,王小鹰的《异有异的情趣》,戴厚英的《儿女情长》《光明的阴影》,蒋丽萍的《当孩子出生的时候》《两个人的话题》,等等。还有作家撰写的纪实报道文章,如叶永烈的《在“苍蝇专家”家里》,卢新华的《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华人家庭》等。从革命斗争年代开始,直到新中国开始建设的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,我们的社会舆论一般认为,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,个人的生活再大也是小事,于是不食人间烟火是正面形象,更不要说面对个人面对内心的诚实对话。而作家往往有自己的独立思考,描述个人生活体验开掘很深,写人状物时有情怀氛围,对婚姻家庭、生活日常,总有非同一般鞭辟入里的评点,引人入胜。这些文章很受欢迎,也提高了杂志的阅读品味。

  另一位担任责任编辑的刘辛培,自学成才,社会生活视野开阔,十分热爱珍惜编辑工作。当时,由他组稿的《鲁迅兄弟》《“猪猡精神”——记军统头目郑介民及其老婆》《春风难逾礼教关——胡适的婚姻与爱情》《在人道的涡流中——鲁迅的婚姻与爱情》《道是无情也有情——蒋介石的婚姻与家庭生活》《少壮雄飞晚委沙——记汪精卫与陈璧君》《得成比目何辞死——瞿秋白的婚姻与爱情》《“清白家风”和戴笠父子》等,别开生面,可读性强。这些文章史料充足,文笔老到,处理资料分寸感强,十分难得,在那时,是有解放思想的新锐意义的。有些情节我也是第一次知晓,因为资料来源可靠,基本都照发,篇幅长的就分期连载。其中,《在人道的涡流中——鲁迅的婚姻与爱情》有两三万字,结果跨年连载了8期,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。

  潘顺祺那时是美术编辑,思维活跃,常策划、建议一些编读互动项目。《现代家庭》的封面设计,当时潘顺祺的设想,既要正统,又要有现代感,还要创新。字体选用端庄的宋体,刊名颜色采用多色,即一个字一种颜色,当时没见过。没有请名人题写刊名,那时还是有某种与普通读者贴近的想法的。创刊号的封面拍摄,潘顺祺和杨元昌与多位当时正逢结婚的青年演员联系,对方不知道是个什么杂志,所以并不顺利。后来因演《庐山恋》而当红的张瑜同意了,他们俩赶去她家拍摄。多年以后,这个封面被收藏,这张照片也因此而有知名度。杂志社曾高价回收,没能收回多少。潘顺祺也是颇有成就的漫画家,为《现代家庭》组来很多高质量的漫画作品和插画。如今享有盛名的漫画家郑辛遥,当年是我们杂志社的常客,和我们大家都成为好朋友。

  杨元昌入职后,杂志社在当时经济情况有限的条件下,尽可能添置了齐备的摄影设备,在嵩山路办公楼的假四层,为他设了个洗照片的暗房,虽然简陋,但该有的都齐了,完全可以正常开展业务,几乎所有《现代家庭》的图片都是他拍摄的。1985年末,杨元昌率先提出建议,设立《生活·艺术·探索》专栏征稿,征集新颖优秀的摄影、美术、雕塑、书法等作品,之后每期一页,在封二或封三刊出。这个专栏坚持了思想和艺术的双重标准,在业内产生影响,有的摄影作者因为刊登了一幅照片,就此改变命运。也有的作品引起争议。1986年第8期曾刊登一张照片,一对情侣在外出旅游时,一时找不到住地,夜晚就在一张简陋的长椅上相依躺下,一件风衣搭在两人身上。一幅极其平常普通的画面,当时被指有伤风化,议论纷纷。当然很快也就过去了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发过多篇有针对性的时评,也有一些经过社会调查后的分析辨析。还有一些栏目是实用性的,家庭经济与管理,服装裁剪,穿衣打扮,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知识,回答读者来信的信箱。后来以嵩山路的谐音,将“信箱”定名为“宋姗信箱”。这些内容组成,都以贴近社会生活捕捉最新资讯为主旨,有不少地处边远疆域的读者告知,他们是从《现代家庭》中了解上海的生活的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的几次征文或讨论活动,都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和参与,如《家庭一页》征文;署名“忠诚”的《十年后又与旧恋人相见》一文,我们在刊登的同时加了编者按,对于这一特殊年代遗留下来的并非个案的现象,“希望读者发表见解,向忠诚同志伸出友谊之手”。那些热情的来信,满含酸甜苦辣,蕴含着那个年代的百般滋味,同时又非常单纯清澈、真诚善良。

  有一段时间,编辑部和上海市性教育研究会联合开设了性咨询门诊,每周一个下午,请来专家,香港正版跑狗图她会觉得你在乎她此举乃善小复,在嵩山路一楼辟出门诊室,通过预约,为被困扰的有需求者解难。这些活动,仿佛打开了一个窗口,使我们了解生活的复杂多元,了解许多表象下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痛苦和需求,对拓宽视野把握选题也起到推动作用。

  贴近社会生活的脉搏,捕捉富有时代变化特征的新鲜题材,深入挖掘,充分展现,是《现代家庭》的又一特点。创刊号上的《能挣会花的绣花姑娘》,写川沙一位专业户的事迹,后来被指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的表现而写进检讨,实际却是率先反映了改革带来的新变化;上海曾有四个年轻人,在一个弄堂里长大,感情亲密,因为“文革”中下乡等原因,双双成家。返城后各自生活方式变化,感觉到心底真爱,最终两个家庭通过温和的解体,又融洽地开始了新的组合。我们以《奇异的婚变》为题,报道了整个故事,一时引起大反响;“两性人”是社会的小众甚或个别人,通过现代医疗,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,我们报道过《两性人结婚记》;《几家欢乐几家愁——房改前夕上海市民心态录》,是对个体家庭生存状况切身利益的密切关注。这些言之有物的非虚构文章,使《现代家庭》总体呈现饱满,渐渐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。

  我去杂志社之前,没有学过任何关于办杂志和管理、编辑、出版、发行的专门知识,一下子就到了领导岗位,只能是全力以赴、边干边学。《现代家庭》杂志社是独立的出版单位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一样也不能缺。十来个人,人少事多,而两本月刊的定期出版,就像火车的匀速行进,也无风雨也无晴,到站卸货,时间总是紧迫。编辑和行政人员来自各行各业,加班加点是常态,有时就在嵩山路办公室的地板上,铺张草席过夜。

  那是个令人怀想的时代,拨乱反正,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旗帜,大家都简单忘我,满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一腔热血,要追回流逝的时光,补回岁月的缺憾,整个氛围充溢着奋发向上的激情。

  我那时家在东嘉兴路一间9平方米面北的亭子间,常常是夜深方归,摸索着进门,一层层上楼梯,不小心碰着走廊上堆放的杂物,惊动左邻右舍。寻常假日,因为桌子太小,还堆满了锅碗,常常就在床上铺开稿子,坐在小凳上审着、改着,一坐就是一天。等到工作完成起身,背上一片冰凉,两腿也早已麻木得不会动弹了。夏天屋顶上烈日烘晒,酷热难当,高温的夜里,醒来常见身下草席被汗浸出了人形;冬天窗上常会结起冰花,手指僵硬而冰凉……那个环境,总能倾听锅碗瓢勺的声响,仿佛空气中飘荡着人间烟火的温馨和恒常,而摊开在眼前的稿件,又把更辽阔的远景拓开了,令人兴奋。很多年后,读到关于所谓大国重器便是小民琐事的论述,我便会想到当时的情景,想到当时感觉到了却还不能清楚表达的思考。

  我曾计划自己应系统地学习婚姻家庭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知识,理解与之相关的领域中,国内外当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,对编辑大致也提出过这些要求,以更好地把握选题;我也曾计划自己应扎扎实实在每一个编辑、出版、发行流程中实践学习,以获取更多的履职底气。我的想法大约常常会好高骛远,现实中几乎是按下葫芦起来瓢,穷于应付。那时候我们会为了某篇稿子争执,有时反对我的理由是:“读者是像我们这样的,不是像你这样的。”我怀念那样的较真。我事实上的总编辑工作,有点像大厨,把能找到的材料,物尽其用地放在一起,配成一桌佳肴,是顺势而为的。每一个编辑都有很大的空间,他们对《现代家庭》的品牌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有时我也参与组稿、写稿,那样的时间虽有限,却让我感觉踏实。我很感谢文学,过去的阅读和熏陶,使我的知识结构和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,会有包容、理解和悲悯,在处理稿件的取舍时,会有明确的立场和坚持,成为一种自然而然。那一篇篇虽然已经过三十多年岁月淘洗,却是任何时候重读都会心湖泛起美丽和感动的好文章,至今没有褪色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初创时期的一些老同事,现在大多已离职,有的已辞世,还有几位去了国外。许多人至今留恋,当年没有多少钱却是和乐融融大家庭般的工作环境。几位搞行政的老同志,有的还是其他单位退休后返聘的,待遇只是每月十几二十元的退休补差,却是兢兢业业,无私公正,杂志社后来的好日子,他们一点没能享受到。想起来,会有心痛的感觉。

  1987年闹纸荒,杂志编好要开印了,签过合同的印刷厂却告知没有纸了。我和办公室同志到处设法,发动杂志社有门路的同事一起,挤上南下列车,去福建南平买纸。当时这种情况,对所有纸媒都造成恐慌,一位《文汇报》的记者,打电话来采访,反复问我的是,你是总编辑,现在为了买纸没办法专心编稿了,对吗?他的意思是,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,其实一直是波涛起伏的,市场多变,那时我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,都没有准备好。

  《现代家庭》的鼎盛时期,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迎来的。1988年上海评十佳期刊,《现代家庭》仅创办4年,以最年轻的资历当选,给我们大家巨大的鼓舞。那时《现代家庭》的月发行量已达到70万份。那次评上十佳的最年长杂志,是已办刊几十年的《小朋友》。

  嵩山路办公楼三楼是会议室,我们搬进去后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像样的家具。《现代家庭》出刊一段时间后,有一次接到妇联通知,晚上要带法国费加罗杂志外宾来参观。下午我们赶忙去买来一组浅褐色沙发,刚摆好,天就黑了。客人是一对夫妇,妻子是中国人,他们被引领着,穿过搭着脚手架的黑咕隆咚的弄堂,进到弄堂尽头我们的小楼,顿时灯火辉煌,于是夸张地大呼小叫。那天交谈,他们最感兴趣的,是中国竟然有可以谈家庭、谈性的杂志了,说《现代家庭》推开了中国性教育的沉重大门。

  我也曾收到很多遥远的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,就像熟稔的朋友一样诉说他们对杂志的读后感,那时我就会想到,在学校里老师曾说,变成铅字了才能走得远。大约是1987年初或年末,我收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公函,说他们已收集了全年的《现代家庭》,还缺某一期,问我能不能找出来寄给他们。这使我意识到,那时,《现代家庭》已走出了国门,走向世界,仿若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复兴大潮中的一朵浪花,带着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温暖和期待。

  一路走来,作为上海市妇联下属的独一无二的出版单位,市妇联机关和各级区县妇联组织,对杂志社的编采发行,给予很多支持帮助,这应该是《现代家庭》杂志社这类社会中小出版单位的独特优势,相伴着度过三十多年,也是我们不会忘记的。

  ▲部分编辑部成员在《现代家庭•为了孩子》杂志社门口合影。前排:右一孙沄铨,右二施蔚,右三荒砂,前左二王洁,左三孙小琪,后排:右一孙毅,左二秦茜屏(1985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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